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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009

    一些段落备份(2)

    1.

    故事和新闻的区别在哪里呢?新闻,news,新的,新近发生的事情,新鲜事儿。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代,一个地方的新鲜事儿传到另一个地方,已经过时了。请注意选择参照系:对于发生新鲜事儿的地方是过时了,但对于刚听到看到这些“新鲜事儿”的人而言,它们就是新鲜的事情。这就是新闻的相对性。

    2.

    一部分“讲故事”活动的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时代具有“新闻播报”的功能,类似于一个人给远方的亲人捎句话或写封家书,讲讲自己身边的事情。这一类文字使用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字在这里作为一种信息承载工具被使用。随着新工具新技术的不断发明和应用,文字不再是唯一载体,录音技术和影像技术等等成为新的信息承载方式并极大丰富了信息量,而电报、电话、无线电、卫星技术、网络通信等等则极大地提高了传播速度,缩小了传播的时间差,新闻报道的现场直播是一种终极形式。现场直播,信息传送方和接收方的时间差为零。距离差和时间差都为零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亲眼目睹,亲耳听闻,亲身感受,亲自参与。当时间差不为零的时候该怎么使它变为零呢?物质一定距离的运动需要一定时间。距离和时间之比我们称之为速度。时间越少,距离越大,则速度越快;反之,时间越多,距离越小,则速度越慢。假设要将一封信从英国送到美国。“新航路开辟”以前没有美国,所以距离无限大,速度无限慢,等于做不到。后来靠船运,距离一万公里,时间一年,速度较慢。再后来距离还是一万公里,但用飞机运,时间一天,较快。现在发电子邮件,距离还是一万公里,时间约等于零,速度极快。在没有发明信息记录和传播工具之前,想要信息传递的时间差为零,人类的主要办法是看、听、说。有一些动物主要靠气味和感触。要解决信息远距离传输问题时,就只能通过将距离两端的看、听、说通过一定途径传递过去。古老的办法有烽火台,后来发明了文字,于是人们把一端看到、听到、想说的信息“变”成文字,让文字写成的信去承担传递的使命。在上述从英国向美国送信的情况中,缩小时间差的办法是通过提高传送工具的运动速度来提高传送的速度,比如从轮船到飞机。当被传信件被放在飞机上之后,它相对于飞机静止,而相对于英美两地却和飞机一样在高速运动。也就是说,要使信件获得高速度,可以通过让它搭载高速运动的传送工具来实现。从飞机到光电通信,使用的也是这一办法,但区别是把信纸上的文字信息“变”成光。每一次速度的提高都对应着新工具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当传输速度通过光电通信技术达到光速时,时间差就为零了,这时候,现场直播达到了消解距离差的效果。

    3.

    我们来查看一下两次“变”。文字一定对应着看到、听到、“心里”想说的东西吗?是否文字本身具有某种独特的东西?是不是“意义”?我们常说,某某字,它的意思是……那么能够将文字“变”成光是否意味着光也蕴藏意义呢?我们能从阳光或灯光里发现什么“意义”吗?我们来举一个新鲜的例子。“囧”这个字的“本意”——本来的“意义”——据说就是光明,但是因为人们在网络上大量用这个字的象形来表示一种尴尬的、无可奈何的表情,所以这个字现在似乎有了和尴尬或无可奈何相似或相同的“意义”。——为什么会有“本意”和“现意”?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在哪里?相同点:同一个字;不同点:不同的使用。实际发生的情况是,通过网络,一种将“囧”字用来表示尴尬的使用被迅速普及,大量使用,而人们不再用这个字来表示光明,于是“现意”替代了“本意”——真正发生的就是一种使用的兴起和另一种使用的消失。同样的,灯光也可以被“赋予意义”。“灯语”、“旗语”就是通过对灯光和旗子等工具的不同使用使得它们像语言一样有了“意义”——所谓“意义”就是对它们的使用方式。既然如此,对“意义”的所谓“理解”或“懂得”就是能够如此这般地使用。在“学外语”这种活动中这一点体现得很明显。如果两种不同的语言都对应着同一个“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学?我们实际上是在学什么?学两种语言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吗?那么买一本双语辞典不就解决问题了?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在于对它们的使用,所以学习另一种语言文字意味着学习对它们的用法——能够像外国人一样用来听、说、读、写、生活,我们才说学会了。两种语言之间能够建立起“意义”的对应只是因为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对它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使用。使用的变化意味着“意义”的变化。这也是翻译这种活动能够进行的原因,也是就算有辞典也仍然无法进行翻译的原因。

    语言与文字的对应关系是发明和使用的结果。一些民族发明的是拼音文字(比如德语),一些民族发明的是象形文字(比如汉语),而一些民族的文字是上述二者的杂交(比如日语)。拼音符号和象形符号虽然发明原理不同,但通过相同的使用就可以获得相同的“意义”。这也是能够“杂交”的原因。Wittgenstein和“维特根斯坦”,在德语和汉语中一般用来称呼同一个人。如果单词有确定“意义”,那么“维”、“特”、“根”、“斯”、“坦”这些词的“意义”组合在一起是什么呢?是“维持特殊根基这里平坦”吗?这个单词组合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就在于“特殊”的使用。但这里没有什么特殊,只有不同,对这五个字组合起来的使用与对它们的分别使用不同而已。这五个字如此,多个字组合起来的语句也是如此。一个人从小到大学习说话、学习读写的过程就是学习语言文字的使用的过程,所谓“错别字”就是与一般的使用不同,而“意义”的变化就是使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论是从古至今还是当时当下都在发生,人们总是会“出错”,但也会“创新”,社会生活的变化总是改变着语言文字的“意义”,我们既在生活中学习不同的使用,又把这些使用方式应用到生活之中,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统一成一种“变化的常态”:这些使用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同一回事,学习一种语言等价于学习一种生活。

    4.

    我们来看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单词:人性。但同样没有什么特殊了。一个人的“人性”:身材、品德、思想、知识、能力、情感、地位、价值、精神、修养、“原罪”、命运……全都是生活赋予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狼孩”的出现。)这些结果也改变着人的生活,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同。“人性”就是因家庭、民族、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等等环境的不同而显出差别的生活方式,影响生活方式的上述因素始终都在居于其中的人的活动的影响下运动变化着,所以脱离开人们生活的情境和上述诸因素而孤立地谈论“人性”是毫无意义的。这同时意味着将任何个人的活动归结为抽象个体的属性或建立起某种因果关系的做法是偏颇和错误的。要有效地谈论一个事件,我们必须回到它发生的情境中去;要有效地谈论一个人和他的行为和“思维”,我们必须回到他生活的环境和整个社会历史的运动之中。一个人如此,谈论一种语文、一个流派、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以及多个上述要素也是如此,参照系和立足点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查看到的东西。

    5.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理想实验。我们画一条直线,直线是无限延伸的,在这条直线上用数字标记出均匀刻度。这条直线我们现在把它定义为时间,于是,时间均匀,无始无终。我们再加上一个有长、宽、高的箱子,把直线时间看作一条单轨铁路。现在我们让箱子作匀速直线运动,假设是从左向右运动。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型形象化为在一条无限长的笔直的轨道上匀速运行的单轨列车。当把耶稣诞生日定义为0,把均匀刻度定义为年,把人类定义为车厢里的乘客,把他们生活的空间定义为可以测量出长宽高的一定区域。于是,人类历史的一种看待方式就呈现出来,这也是我们今天较为普遍的一种历史观。

    请注意,这里的“历史”一词已经与上述一整套语言的使用联系在一起,把它从这个模型中孤立出来谈论毫无意义,也就是说,在这个模型中谈论历史就要谈论其它要素,换言之,按这个模型谈论其它要素时提及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同理,按这个模型谈论任何概念都意味着处于这个模型之中。

    在这个模型中,历史的列车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一直在作匀速直线运动,每运动一个刻度测量为过了一年。历史无始无终,列车上的人类的寿命被定义为一段刻度,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也没人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只能通过测量时间和空间来定义。历史事件被定义为发生在某一时间点,在某一空间内人类的若干活动。时间和空间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和运动也没有关系,它们只是表现为一些测量值的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上述观察结果的参考系和立足点。对于车厢里的人,他们静止时与列车具有相同的速度,所以列车是相对静止的;他们运动时就与列车有一个速度差,于是列车是运动的。但这种运动是相对的:当列车里的人以自己为参照系时,列车在运动;当以与列车保持相对静止的物体(比如车窗,比如静止的人)为参照系时,自己是运动的。总的说来,车厢里的人观察到的运动与之前描述的列车运动(历史)不同。所以,匀速直线运动是在车厢外的人的观测结果,并且这个人站在时间轨道旁边静止不动。如果把列车看作全人类历史运动,怎么会有一个人跑到车厢外面去了呢?

    答案一:人类历史运动完全不是这样;答案二:站在时间轨道旁静止不动的观测者不是人。

    先看第二个答案。不是人是什么呢?是一个设想出来的观测者。设想出这样一个观测者才能设计出上述模型。这个观测者是谁?一个用人的语言描述并观测到上述现象的“东西”,只能是这个模型的设计者。但设计者如果是人,他怎么跑到外面来的呢?答案是:抽象出来的。这个“东西”具有一种属性,它能够“理解”人的语言和活动,谓之“理性”。理性一词,就是在上述一整套语言游戏中找到用法的。而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理性就是抽象个体,就是人能够设计出上述模型的“思维活动”的原因——而它却又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同时它就是“思维活动”。理性就是理性——这就是抽象个体所遭遇的情境。抽象个体一出现,对象也就出现了。但请注意,抽象个体所处的位置周围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除了它自己所设计的一趟茫茫然然的列车和均均匀匀轨道之外。所以抽象个体必然处于空虚之中。

    而它所观察到的历史运动和人类活动均出于自己的设计,所以它的立足点只能是理性自身。但它的设计中把人都关在车厢里,所以它的主体又回到车厢里。车厢外静止不动的观测者在自己看来仿佛一个客体,主体好像是在向客体打探一些关于历史运动和人类活动的东西——所谓真相、真理、知识。这些东西于是可以有效地命名为“客观唯理论”。说理性是从“心”里长出来的,于是又称为“客观唯心主义”。如果不打算向车厢外的观测者打探而打算自己在车里搞搞算了,就成为了“主观唯心主义”。这位自己在车里搞搞的观测者就等价于一开始说的在列车里以自己为参照物的人。

    但是,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套设计中,“历史”、“人类”、“社会”、“真相”等等一系列词汇都脱离了它们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使用情境。一种“有意义”的语言必须在一定情境中被使用。那么真相就不是一种对“真相”的设计,而是在具体情境和实践活动中不作任何说明而仅仅去描述。一种语言意味着一种生活,描述抓住的生活信息越具体生动特征鲜明,描述结果所传达出的信息量越大,直到读者“看到”具体情境和社会实践。文、史、哲在这样的写作中达到统一。

    6.

    抽象个体导致的结果就是“知识越多,知道得越少”——看看就清楚了,测量、揣测、空虚中的设计安排等等等等越多,越感到“无限”对理性的压迫,恐惧和不确定性油然而生,最终导致不可知论。老实一点的仍然努力构建概念的“和谐世界”,与情境中的使用打打擦边球,不老实的直接宣布一切都是虚无,一切都毫无意义。把不可知论逆向推到另一个极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创造一切,控制一切,安排一切,决定一切——“上帝”应运而生。有了上帝,一切都好办了。无限延长的直线有了两端,一端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伊甸园,另一端是天堂或地狱。车厢里的人从哪儿来?伊甸园里来;要到哪儿去?到世界末日等候安排;活着干什么呢?听上帝的话,做上帝让你做的事,乖孩子上天堂,坏孩子下地狱。

    上述时空观或历史观,是欧洲人亲自表述过的,被称为“机械时空观”。它的根源是古希腊文化,尤其是抽象个体的哲学。近代自然科学乃是深深植根在欧洲土地上的,它是欧洲树上长出的欧洲果,类似于苹果树上长出的苹果。其它大陆上没有这种树也就不会长这种果。它意味着一整套语言和生活方式。单独谈论其中任何特征、概念、行为或结论并强行与其它文明比较是愚蠢而不道德的——但这却是抽象个体抽象出来的理性固有的习性,是一种完全可以称之为疾病的东西——它也已经危害了对自身文明形态的考察。

    7.

    机械时空观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它所产生的“历史生态”在时间上是事件的排列,空间上是事件的堆积。机械时空观的一个绝对性是绝对的均匀,所以没有哪个事件特别重要,大家一般地重要——也就没有哪个是重要的。历史研究者在逻辑上必须全知全能,否则就是盲人摸象。治史方法只能是在采集事件层面向无限前进,而这又回到了不可知论。抽象地记录、编造一些滑过时间轨道的车厢里人们的动静,又变成了相对主义或偶然决定论——好像历史怎么写都行。历史在此变成所谓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怎么都行——人们不再需要历史。当时间是均匀而两端无限延伸的时候,一切人类活动都将显得毫无意义。我们无法看到这种文明的目的,无法有效地使用“目的”或“目标”一词。当人的社会性被个人主义如此这般消解之后,个体是孤独的,集体是孤独个体的集合(市民社会),不但集体没有目标,个体也是没有目标的——更别提理想——“思想”是“我觉得”,“理想”是“我想要”。孤独和茫然,剩下的就是生物意义上的趋利避害争吃打闹,结果导致的是集体和个人的急功近利,相互掠夺直至资源耗尽末日来临。既然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就都是未知数——对末日审判的恐惧反而转化成对作恶多端的期待。地狱是个人主义的必然需求和必然结局。

    直到今天,机械时空观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回到它所处的情境中,机械时空观在一整栋经典科学大厦中处于“基础”地位。但在经典科学活动中,它是和其它所有概念一起被使用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如果它不可或缺,那么“密度”、“质量”、“能量”这些概念是否就可以取消呢?在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发生改变的恰恰不是这些概念本身,爱因斯坦依然使用牛顿所使用的“时间”、“空间”以及上述等等概念,但他改变了它们的使用方式。使用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新物理意义”的获得。伽利略发明了亚里士多德使用过的“速度”等概念的新用法,牛顿发明了“力”的概念并为它提供了一种使用,爱因斯坦把不可测量概念放弃不用,发明一些新概念并提供新使用。我们不去抽象地想有什么奥秘,只要去看,就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一直到爱因斯坦的现代欧洲,自然哲学概念大家庭中,一些概念被放弃不用,一些新概念被发明出来并找到了的用途,一些旧概念有了新的使用方式;从只使用语文描述物体运动变为用数学和语文同时描述,两种语言之间相同的使用方式越来越多,协同和协变程度越来越高;从共性的抽象描述逐渐走向与测量这种公共性较高的活动相结合的社会化描述,从追求简单和谐的数学-语文描述逐渐走向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国家需求相结合的社会运作方式……

    8.

    回到之前的答案一:人类历史运动完全不是这样。历史运动到底是怎样呢?现在我们继续进行理想实验。回到机械时空观或称为绝对时空观的车厢里,还有一个人我们没有提及。这个人以车厢本身为参照系,当他运动的时候,他就是运动的。但是,他的运动依然和时间空间没有关系。时空依然绝对,他所观察到的人类社会活动依然只是事件的堆积,均匀零散地排列在时间轨道上。他所观察到的历史反而不如唯理论者整合编造的生动,尽管后者的历史是一系列遐想的结果。这种以物为参照系的机械时空观我们称之为机械唯物论。可不可以跳出均匀时间空间造成的空虚呢?广义相对论说:完全可以。作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的参照系(惯性系)和非惯性系是等效的,而且对于一切物理过程都是等效的。话音刚落,被关在车厢里的人类立刻从真空中回到地球上,不管他们回来之后是不是匀速直线运动,是不是静止不动,是不是匀加速或变加速运动,是不是处于引力场中或电磁场中。他们的低速运动对时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脱离开运动谈论时间和空间已经毫无意义了,没有绝对的时间,也没有绝对的空间,一切都和运动状态有关。同时性的相对性和距离概念的相对性在狭义相对论中表述得很清楚了。我们把这种时空观称为“相对时空观”。

    Commen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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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啦。刚送李老师和师母回下关了。
    “希望人们不要弄混两者”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想你大概是在“这种生活毫无意义”、“他做了有意义的工作”这个层面上强调“意义”一词的吧。但这里有不同的情景。我们没必要盯着“意义”一词不放。我在上面备份的段落写得并不好,但我并没有空谈“意义在于使用”,对于它的论述是服务于另外的论述的,它们是有情境和目的的。当然,也许是我拙劣的论述引起了你的兴趣和热情,或许你可以把它们引导到一定的论述中,在写作中你能训练自己使用维特的方法。
    我相信你也不会喜欢把这些东西抽离出来空谈。话说回来,空口说维特的“结论一点儿不重要”和说他的结论都很重要或者论述过程很重要或者全都重要等等等等是一样扯淡的。我们到底想干什么呢,莫非要表明“大家都清楚”了?这种谈论是不恰当的,至少不该是我们谈论维特的方式。清楚是没那么廉价的。
    July 14
    wrote:
    问题是你的文章就是基于这个论证呀。
    我的区分,是希望人们不要弄混两者,但也不要区分两者,仔细区分两者是犯哲学病,不知道区分也不对——思想不要运行得那么快嘛。
    意义确实在于使用,只不过有的使用是扯淡,所以也就遑谈“意义”了(针对你的文章我想说的不多不少就是这一点)。
    话又说回来,光说“意义在于使用”也是扯淡,维特根斯坦当然不是为了“论证”这一点,在他那里,结论一点儿不重要,这个貌似大家都清楚的嘛。
    July 14
    你还真是哲学瘾上来啦:)
    当然,我可以完全同意你。只是你对“含义”和“意义”的区分仍然是一种关于“意义”的教条主义。进一步说,这种教条主义端着的乃是形而上学的架子——好像不把“意义”来个定义游戏,它就会滑溜溜地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我们亲爱的维特根斯坦难道是要费力八气地说明“意义”其实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吗?难道他的写作仅仅为了论证“意义在于使用”?
    (赶着出去,有空我们再聊)
    July 14
    wrote:
    所以,俏皮一点,对于有意义无意义,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自己说了算。
    不俏皮一点,我们可以说,也只有像他那样精神保持高度纯洁和紧张的思考方式的人,只要对无意义高度敏感的人,才能自己说了算。
    July 13
    wrote:
    说得挺对。我们基本能够看懂,其他人不一定能看懂。
    不过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囧”字意义的转变,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把“含义”和“意义”给区分开来。不是说“使用了”就可以了,“囧”字的使用方式变了,含义转变了,变成了另外的东西,人们用它来干另外的事情了……含义是变了,但是这种变化有意义吗(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吗?)?这里有价值判断,用这个字来干我们说的“尴尬”这个词本来干的事情好吗?难道这个字的广泛使用不是因为网民、都市青年、报纸编辑们无聊、缺乏文化,并因为前两者,而为“囧”字欢欣鼓舞的表现吗?难道这里不应有超出“使用了就可以了”这样的看法的东西吗?
    是有很多人如此这般使用这个词,但不是意味着它获取了意义(可以说获得了新的“含义”),我身边的大部分人都在炒股,炒股这件事情就有意义了吗?我看未必。人们的,集体的,囊括这个东西的“使用”不一定就非得给这个东西以意义啊。
    这好像是在偷换概念,但其实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含义”和“意义”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的区别如此稀薄,那是因为在他那里,对人类社会的活动(可以说“实践”)的确立和批判是一回事;在他那里,好像没有“只要……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作为基础的结论(使用也不是)。你看哲学家们发明了那么多的语法、游戏、说法、貌似正确的话,对他们来说全有意义,其实是胡说,当然之所以是胡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话大多属于小圈子的精英游戏(分析哲学)和所谓的诗意的呓语(很多),日常语言分析将这些状况逐个给揭示出来,这是很痛苦,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而不是直接贴上“脱离使用”的标签,瞬间让它们变成胡说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使用不一定给事物和词语以意义(不必退到把意义变成“含义”的阵地上去),不使用(不是说没有使用的可能性)也不一定无意义(李老师有一次告诉我们“之”字在古代还有“走”的意思呢,尽管我们都不这样使用它),尽管我这个结论本身可能也有点好大喜功了。
    July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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